Vera周 (Vera Zhou) 没觉得反恐战争跟她有什么关系。她认为自己是个非宗教的、喜欢沉甸甸的耳环和黑衣服的时尚爱好者。她曾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附近上过中学，当时正在美国一所顶尖大学学习，准备成为一名城市规划师。毕业后，她打算和男友团聚并在中国发展她的职业生涯，她觉得中国的经济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正蓬勃发展。因为她父亲和男友是汉族，她以为自己可以受到保护，即便身份证上显示她是穆斯林。她一点都不知道，2017年初，一部新的网络安全法在她家乡和整个新疆实施，这正是国家当局识别并拘禁他们所谓的极端主义“潜在罪犯” (“pre-criminals”) 的途径。她也不知道，作为习近平批准的“人民战争”的一部分，新上任的自治区党委书记已经下令“应收尽收”。

此刻，在警车后座上，她感到在恐惧中不能自已。她尖叫，泪水顺着脸往下流。“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国家不是保护无辜者的吗？”她觉得这仿佛是个残酷的玩笑，就像她被赋予了恐怖电影中的一个角色，只要她说对了话，他们就会停止这一切，发现这都只是搞错了。

最后，指挥官告诉她：“闭嘴对你比较好。”而后她开始无声地啜泣，望向窗外，寻找着男友的车灯，看着晨曦中的草原从她眼前略过。几分钟后，她望着的那扇窗开始起雾。当别的警察都没在看的时候，那个年轻的外包协警 (police contractor) 俯过身，默默用手擦去了窗上的水汽。Vera说：“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刻。虽然他不能表现出任何同情，但他的姿势告诉我，至少有些负责这种事的人还是有人性的。”

这本小书考察复杂的数字围墙和自动监视系统在中国的使用，以此作为一个有限的案例，来讲述这些“智能”社会控制领域最尖端的系统在全球兴起的故事。中国西北部正在发生的事与美国南部边境的移民拘留营、克什米尔的数字控制、约旦河西岸的检查站有共通之处，但其规模和残酷性使它超过了其他那些对被边缘化的人口施以例外强权的地方。在中国，这些控制系统成了一种“再教育技术”，生产出一种新的劳动力，也就是Vera这样受到物质上和虚拟上双重拘禁的人。纵使有些人没有正式被拘禁，识别人脸的技术和标记行为的数据集也可以让合法的治安管理体制把这些未受拘禁的人口变成数据。这又反过来迫使这些人适应受控的环境，把自己变成不自由、依赖性的劳动力。

不过，尽管这些技术、物质系统已经日常而平庸，这本书仍然思考人类如何还能保持能力去拒绝，去反向叙述 (denarrativize) 自己的存在，从而为思考、反抗难以理解的暴力开辟了空间。这些拒绝丧失人性的时刻——不论是通过擦玻璃来关心他人，还是流下一滴眼泪——戳破了这个非人系统的外表。正是这些行为令再教育的机器运转困难。是它们让人在平庸的无自由之下还能继续活下去。正如普里莫·莱维 (Primo Levi) 反思自己在奥斯维辛的日子时所说的，就算身体健康、懂得警察的语言、拥有国际盟友，能在集中营系统里存活下来也往往基本是“纯粹靠运气”。但只有保持倔强的顽固，拒绝否认自己的人性，这样的运气才会出现。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经常思考新疆的集中营和此前的那些有多大的连续性和断裂性。在那些带着完好的人性生存下来的人看来，很多东西仍然与莱维的经验相符。Vera和其他许多在本书中叙述集中营经历的人发现，通过顽强坚持、拒绝放弃，同情和豁口偶尔也有机会在前所未有的高科技监视下出现。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Vera和其他十一位穆斯林少数民族女性一起被关在奎屯市郊一个前警察局二楼的一间牢房中。和Vera一样，房间里的其他人也犯有与网络相关的“潜在罪行”(“pre-crimes”)。一个哈萨克女人为了联系在哈萨克斯坦的生意伙伴而在手机上装了WhatsApp；一个在集市上卖智能手机的维吾尔女人让好几个顾客用她自己的身份证号注册了SIM卡。

看守告诉Vera，她不是在监狱，而是在一个“集中控制教育培训中心” (“centralized controlled education training center”)。他们所用的“集中”这个词让Vera联想到了“集中营”。她告诉我：“我几乎一下子就明白了这是一种集中营。看守知道我们没有任何过错，这间牢房里的每个人都是完全无罪的。他们抓我们就是因为那些领导说要抓穆斯林。”在集中营里的最初几天，她把在波特兰上中学时读到的纳粹大屠杀的故事低声讲给一起被拘禁的人听。她告诉她们：“我们正在遭受的事就像安妮·弗兰克 (Anne Frank) 所遭受的一样”。

她刚来到这儿的时候，牢房里还没有装摄像头系统。虽然大规模拘禁已经开始了七个月，Vera仍觉得当局还处于将旧警察局改造为集中营的过程中。“他们甚至没有足够的碗让每个人用来吃饭，所以我们只能和别人共用一个碗。”

当局缺乏准备也有好处。当看守听不见的时候，被拘禁者就能聊天。Vera了解到，牢房里有位年轻的哈萨克女孩的普通话非常好，而且也有海外留学经历，曾在同属太平洋西北地区的温哥华上过大学。在最初的几天里，她们天南海北地聊。“我们聊吃的，聊她当医生的经历，聊书、电影、餐厅，有没有去过太空针塔 (Space Needle)。我们就好像不在集中营里一样，集中营仿佛只是场噩梦。”

牢房里的其他人尽力偷听她们的对话，虽然大部分年长的维吾尔、哈萨克女性不怎么懂普通话，毕竟她们的母语和汉语差别太大了。当看守试图让她们背出牢房墙上贴的十条规则时，她们对普通话的不解就变得非常明显，而且让人揪心。Vera记得她们磕磕绊绊地说出这些短语：“只说国语；热爱祖国；反对危害祖国；房间里没有宗教；不许破坏电视和墙上的东西；不许打架；不许说悄悄话；不许和别的房间的学员说话；坐在凳子上。”

夜晚，当Vera盯着从来不关的、亮得耀眼的灯，她很难忘记正在发生什么。她如今仍然记得那被压低了的哭声，这声音如传染般在拥挤的牢房中传播。“我用了差不多一个月才适应晚上开灯。”

差不多在她刚开始觉得在灯光下睡觉不那么难的时候，她们被转移到了一间新的牢房，那里有最先进的摄像和录音系统，监视着她们的一举一动。如果她们用手或毯子盖住眼睛来遮挡耀眼的灯光，墙上装着的喇叭里就会传来看守的低吼。如果试图在规定的睡觉时间外坐在床上，或者没有说普通话，她们都会被警告。白天，她们必须站着或坐在塑料凳子上观看墙上的屏幕里播放的“再教育”电视节目。

大约2018年1月，在这个集中营新的一侧建成之后，新的被拘禁者数量激增。虽然她没法弄清每个房间的状况，但Vera估计这个集中营当时至少拘禁了600人——超过了奎屯全部哈萨克和维吾尔成年人口的十分之一。她猜想，那时镇上几乎所有维吾尔家庭和大部分哈萨克家庭都有一个家长不见了。“他们当时抓来了如此之多的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Vera记得。“每天晚上三四个人。有时全家一起被带进来。他们只能睡在水泥地上。”他们抓来的人当中有位年轻的母亲。为了表示一点同情的姿态，看守允许她留下一张儿子的照片，当时她还在给他喂奶。“晚上她一直看着儿子的照片哭。看守可以在摄像头里看到她哭，所以他们在喇叭里冲她吼：‘如果你再看着你儿子的照片哭，我们就把它拿走。’”

集中营里非人化的纪律让被拘者感到厌恶，也让她们相互惧怕。中国的教育系统在这里被荒诞地戏仿了。一次私下谈话中，Vera那间牢房的“生活老师”（一个民政部职员，担任“班主任”，一个中国教育系统里一般都有的角色）秘密委派Vera做“班长”的工作。“她让我暗中监视其他人，”Vera回忆道。“我努力尽量不去说牢房里其他人的坏话，但每周‘生活老师’都会问我其他人的情况。如果有人前一周在遵守规则或者背诵汉语上做得不好，我就说那个人是生病了。”

生活老师要求每个被拘者每周写一份自白书，或称“思想报告”。“这些是营中生活最可怕的时刻之一，”Vera回忆道。她知道自己每周都要展现出“进步”，否则他们永远不会让她出去，但承认太多的思想犯罪又可能使她被判入狱。“生活老师每月会安排我们和集中营的长官谈话一小时。你必须告诉他，你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他会问：‘你为什么这么做？’我会说：‘我知道我用了VPN，没有维护好国家安全。’他会说：‘深刻反思你为什么这么做，从你内心最深处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把你放进这个营，而不是别人？告诉我们原因。你爱我们的国家吗？’这太可怕了。即使是现在，我想到这些时也会发抖。”

在牢房里，Vera帮助她的维吾尔、哈萨克囚友写“思想报告”。她每次都用不同的方式写下她们的“潜在罪行”。但她们不认识汉字，不知道该跟生活老师说什么，因此她们从来没有机会见到集中营的长官。

几个月渐渐过去，Vera变得越来越绝望。她的班长职务被撤了，因为她拒绝告发一个把笔记传给别人的被拘者。男性看守们把记笔记的那个维吾尔人押走了。她们再也没有见过她。机械重复背诵的规则、坐在塑料凳上时电视里播的一年级水平的汉语课、吃饭前强制要唱的党国国歌，这些都成了集中营里无休无止的循环录音带。“在那里最可怕的是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放出来，”Vera说。